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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转贴]时评不是杂文
时评不是杂文 


作者:邵建来源:南方都市报


  半年前旁听过一个杂文会议,其中一个话题就是讨论眼下时兴的一种文体“时评”是不是杂文。最近,在“真名网”上,又看到这个问题被提了出来。一网友说:“时评不是杂文?《杂文月刊》啥啥的都不用办了。鄢烈山写了10年时评,得了个杂文大奖,概念也太冲突了。”的确,目前持时评是杂文观点的人可能是大多数,的确,界限并不好划,因为时评和杂文有交叉、重叠的地方,但我依然认为,这两者之间,可以有也应该有一个大体明确的界限。这界限固不是泾渭分明,但有似楚河汉界。

  杂文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的一种文体,它在中国的盛行,和鲁迅的努力分不开。鲁迅把自己的最后十年几乎全交给了杂文,而且是它的代表,也是它的旗帜。正是因为鲁迅,杂文这种文体在鲁迅后的中国大行其道,同时形成了它的独特的传统。但是,有必要指出的一点,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写作者,对杂文的解释和我们今天并不一样。比如,1921年,《胡适文存》出版,胡适这样说:“卷四,杂文。这一卷性质稍杂:有讨论社会问题之文,有传记之文,有序跋之文,还有一两篇文学的小尝试也附在里面。”1935年,鲁迅的《且介亭杂文》出版,他在序言中也这样谈杂文:“其实‘杂文’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,是‘古已有之’的,凡有文章,倘若分类,都有类可归,如果编年,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,不管文体,各种都夹在一处,于是成了‘杂’。”可见,在胡、鲁那里,杂文是指不同性质、不同体类的文章编在一起,而单篇文章是不方便叫杂文的。

  时评不然,虽不是于今才有(它和杂文并生于一个时代),但被引起注意却是这三几年的事,这与这几年报纸的激增和竞争有关。它通常是以排球赛中短平快的方式,试图向读者提供评论者对新近发生事件的评论与阐释,以此作为对报道的一个纵深,也以此作为报纸本身的一网上彩票投注站个态度。这样的文体在一定程度上给报纸带来生意和新机,也能够抓住读者的眼球,它业已成为许多报纸和周刊的重头版块。但不得不客气地说,这几年的时评写作已经出现了模式化的倾向,总不过是率先呈现事件或现象,然后从几个方面展开论述,最后再来一个归结,或戛然而止。

  杂文和时评,在可以比较的意义上,我以为,时评不是杂文,更不是杂文中的一个类别。杂文选材就很“杂”,天上地下,古今中外,宏观微观,没有什么不能落入它的笔底。时评不行,它的视野大体不出当下发生的事件或现象,一个“时”字便是它题材上的限制。再者,杂文又叫杂感(鲁迅就不称自己当年的那些短文为杂文,而称它们为“杂感”),杂感,杂感,可见它是“感性形态”的,是“感应的神经”,它往往以某种感应和情绪为主,可以“纵意而谈”,还可以“嬉笑怒骂”。时评不然,它以知性为主,属于“理性形态”,重在对事件和现象进行分析和阐释,亦即就事说理。当然这不妨碍它可以在文笔上写得感性些,所谓理性思考,感性表达。另外,从20世纪的传统来看,杂文主要是用来战斗的,它具有一定的戾气和攻击性,有“匕首”之说,也有骂人之说,有人当时就把杂文视为“骂人”的雅称。时评呢,它不是战斗的,它可以是解剖刀,解剖对象就是公共领域中的事件和现象。作为一种“理性”的、“负责任”的文体,它无染于杂文中有时不免的私人攻讦,更无论骂。

  有趣的是,我们经历过一个杂文彰显的时代,但我们也经历过一个时评不再的时代。后者的意思是,20世纪前半期,我们其实有过一个很好的时评传统。比如胡适主持的《努力周报》、《独立评论》、储安平主持的《观察》等,都有过大量的时评(它们不是杂文),只是时评传统因为历史的原因而中断,而且一断就是半个世纪。于是,杂文“一花独放就是春”了。现在我们对时评感到“新”,其实是它在努力接续以前的香火。这香火和杂文的不同,还有一个作者的维度,亦即当时杂文往往以“文人”(海派的)为主,时评则往往以“学人”(京派的)为主。如果我们看看当年鲁迅在《申报》“自由谈”等地方的杂文,再看看胡适笔政《努力周报》时的“每一周”和《独立评论》上的“编后记”,便明显可以感知时评和杂文的上述不同。在某种意义上,这两种文体的不同甚或就是胡适和鲁迅的不同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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